《洪湖人民的心愿》乐曲是女英雄韩英在狱中对妈妈的一段唱腔，表达了共产*员的坚强品质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第十一章留校
赵寒阳
能活过世纪交替的那一秒钟，我感到非常幸运，至少它赋予了人生的某种意义。
年8月底，我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标名挂号，成为一名青年教师。按照学院规定，新毕业的青年教师还要经过两年的进修期，才有权正式授课。因此，除了继续师从王国潼老师学习二胡以外，我还选修了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此外，按照既定的计划，第一年学习板胡，第二年学习坠胡，这些都对我演奏和教学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平时上课、练琴、读书，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倒也落得个悠闲自在。
年10月5日，中央音乐学院实验乐团民乐队正式宣告成立。中央音乐学院实验乐团是直属学院领导的一个系处级编制，由司徒华城任团长；下设民乐队与管弦乐队，民乐队由吴厚元任队长，其队员由民乐系科的青年教师组成。主要的任务是为教学作示范性、学术性的演出；同时它也是民乐系科青年教师的一个培养基地。为此，又把我们82年留校的青年教师调入实验乐团工作，大家又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到了实验乐团，排练演出的事就多了起来。吴厚元老师的排练仍是那么严格，但大家看到他为乐团工作如此敬业，经常晚上开夜车写谱，甚至连分谱都给我们抄好；排练时汗水常把衣服湿透，所以都很敬佩他。乐团在吴老师的带领下，演奏水平日益提高，每次演出都能获得很高的评价。我们这个民乐队，是当时学院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几年来，承担外事演出不下好几百场次，深受各国音乐家们的一致好评，使乐团在国际国内音乐舞台上具有了一定的影响。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罗立群，是位杰出的唢呐演奏家。我们年一起出访英、爱、伊三国；年又同赴香港参加香港艺术节。在出访期间，我俩总是住一个房间，平时也是无话不谈，可算是一个“铁哥儿们”。（插图47）他比我晚一届，年7月份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在83年9月份开学时，罗对我说，他在暑假期间就开始感冒，一直低烧不退，已有半个多月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我问他：医院看过医生吗？他回答说：去了，医生也说不出什么原因。
“验血了吗？”
“验了，是静脉抽血验的。”
“不，我说的是血常规，是手指上扎一下的那种。”
“那倒没有。”
“那你下午就去验一下吧。”因为我在医书上看到过，那种凶险的病在初期的一个症状就是无名的低烧。
到下午三点多钟，罗来找我，说：医院验了血，医生不肯把化验单给我，还问我北京有没有家属，我说没有。医生说叫我们学校去一个领导，我已经和系里*支部书记刘枫老师说了。我听了心里“格登”一下，初步证实了我的猜测。我说：你赶快请刘枫老师马上陪医院，自己回去收拾一下准备住院吧。他听了也有些紧张，问道：到底会是什么病？很严重吗？我不无忧虑地说：是，比较严重，据我猜测，可能会是白血病。
他听后非常着急地走了。当天下午，医院。医生说，罗的白血球高达十二万，处于白血病急性发作期，应立即住院治疗。于是，当天晚医院。
经过十几天的治疗，罗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白血球降下来了，低烧也退了。医院看望他时，他就象正常人一样，丝毫没有病容，大家都替他高兴。他说：医生说了，我的这个医院，只有四个月可以出院。就是出院了，也要每星期来验血。如果能保持九年不复发，就算痊愈了。当时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笑嘻嘻地，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一样。但我们听了，心里都感到很沉重。
过了几天，学院里有一位老师听说某某地方有位老中医，专治疑难杂症，相当灵验。这位老师也是好心，就托人找来了这位老中医，医院看望罗立群。老中医在病床边给罗一番望、问、闻、切，然后手一挥，满有把握地说：这个病没什么，我包了。医院的不同，要我治，就先出院，回到家里我给好好治。否则，治好了，医院治好的；治不好，说是我给治坏的，说不清楚。罗立群看这位老中医说得十分有把握，就找医生要求出院。医生说：你这个病目前仅仅是得到了控制，还远远没有治愈，如果复发，将有生命危险。所以，现在还不能出院。
我当时还劝罗立群，医院，相信科学，社会上的一个老中医，要能治这种病，国家还不把他当宝贝吗？还用在江湖上混？不可轻信他的夸口。但罗立群就是信了这位老中医，仍然坚决要求出院，医院让他签下“本人坚持要求出院，经医院劝阻不予接受。出院后如若复发，本院将不再收治，医院无关。”这样的生死文书，才给开了出院单。
罗出院后，学院安排了一间空房让他住。第一个星期，他就象正常人一样地生活，我们还去看过老中医给他治病。只见那位老中医从药箱中拿出一些药末，在罗的肚脐周围按摩。过了一会儿，从肚脐中抠出一些类似小虫子一样的东西，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就是病根，都给我捉出来了。然后又对罗说：这下你放心了吧，你没病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但好光景只维持了一个星期，医院验血时，就报告白血球超过了一万。可那老中医却说这是正常现象，不碍事的。虽然经过老中医多次“治疗”，但白血球却始终在缓慢地升高。两个月以后，情况就变得很严重了。先是眼底出血，视力渐失；后是鼻腔、耳道也流血；夜里咳得不能安睡。可此时去找那位老中医，却再也没找到。罗立群这才知道上了江湖郎中的当了，但此刻醒悟，为时已晚。医院，医院只给做临床的止血处理，说什么也不肯收院治疗。医院，医院愿意收他住院，只得开了些药又接了回来。直至年1月22日的夜间，罗突然大口咯血，同事们赶紧叫医院，已于事无补，最终于23日晚8：20停止了呼吸，年仅26岁。
年1月2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罗立群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几位“铁哥们”都难过得痛哭失声。罗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兄弟，使中央音乐学院失去了一名好教师，也使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材。时间一晃，罗立群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以上的这段文字就作为我对他的一种纪念吧。
年6月份，我们民乐队以王国潼为团长、吴厚元为艺术指导，一行十七人，组建成“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赴欧洲进行了一次较为重要的出访演出。这次出访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在西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文化节，并顺访意大利、西德、荷兰、瑞士等国举办中国民族器乐专场音乐会。
世界文化节是国际上规模比较大的一个文化艺术节，每三年举办一次专题活动。85年的专题称为“东方地平线”，专门介绍东方艺术。文化节邀请了中国、日本、印尼和韩国四个国家的五百多名艺术家参加演出、演讲、讲学、评奖等各种活动。为此中国派出了故宫明清展览、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四川省川剧院、江苏省昆剧院和陕西省木偶剧院等团体共二百多人，作为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文化节，在当时是国家派出的最大的一个文化代表团。
我们是在6月11日傍晚到达西柏林的，（插图48）一种故地重游的亲切感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在四年前，我曾随中国青年音乐家小组访问过这个繁华的城市，那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奥林匹克运动场、菲拉默尼音乐厅、高大的胜利女神像等都象迎接久盼的老朋友一样欢迎我们，大家禁不住为美丽的城市夜景欢呼雀跃，将旅途的疲劳一扫而光。
第二天上午，文化节的主办单位专门为我们的到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主办人之一的希格荣先生和我们的王国潼团长分别致词，预祝这次文化节成功。希格荣先生特别指出：
“中国民乐团的到来，将给文化节带来特殊的光彩。”
接着各国媒体驻柏林的记者们纷纷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民族音乐的问题，王国潼团长一一地作了回答。我们当时强烈地感到中国音乐向世界人民介绍得太少了，以致有许多人甚至连琵琶都从未听说过。至于“埙”这件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乐器，更是让记者们惊奇不已。在记者招待会上，古琴演奏家李祥霆和赵家珍拿出已有八百年和六百年历史的两张古琴，当场作了即兴表演，一片惊叹声立刻充满了整个会场。有位记者不解地问道：“像这么珍贵的文物，在欧洲都是放入博物馆里的，你们为什么还在使用呢？”王国潼团长回答道：“乐器只有在演奏家的手里才有生命力，放入博物馆中就成了只能供人观赏的古董了。而且我们的演奏家比博物馆的管理员更懂得爱护、照料它，这两张古琴就是这样一直在演奏家的手中流传了几百年的，它的声音才变得如此无与伦比的美了。”
我们在西柏林的11天时间里，演出了“古典民间乐曲音乐会”、“现代创作乐曲音乐会”和“综合音乐会”等三套节目共九场音乐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演出收到了“空前的效果”，成为整个文化节中最受人瞩目的艺术活动。首场演出后，随着观众们的掌声、欢呼声，记者采访、电台录音的邀请接踵而来，让我们应接不暇。最令人难忘的是6月14日在“菲拉默尼音乐厅”的一场演出。这个音乐厅是卡拉扬所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的所在地，是欧洲最有影响的音乐厅之一。到此表演的音乐家必须是世界一流的，否则便没有资格踏上表演区。它金光灿烂的外观，表演区先进的可变式结构到音乐历史文物的收藏，都是世界闻名的。（插图49）这一天在此举行的“牛”年音乐会，有中、日、印尼和韩国四个国家的音乐家参加演出，观众多达两千余人。我们的“综合音乐会”节目是四个国家中最轰动的节目。每演完一个节目，记者们的闪光灯联成了一片，观众们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们不得不一再出来谢幕。自由柏林电台当即邀请我们录制节目，演出商们也纷纷地找王国潼团长洽谈，要求签订和年的演出合同。国外媒体的速度真是快得惊人，仅在几小时后报纸上就刊登了我们的大幅剧照和评论文章。文章评论说：
“中国音乐家的演奏有足够的力量震撼世界。”
柏林爱乐乐团小提琴副首席斯坦因先生和夫人看完我们的演出后，坚持要请我们共进夜餐。他说：我在中国生活过11年，又随爱乐乐团走遍了世界，但从未听到过这么精彩的演奏，真可以说是神奇了。柏林民族博物馆甚至把我们演出的实况录音作为珍贵资料永久保存，馆长对我们说：“我要让一百年以后的人也来欣赏你们的音乐。”有不少外国观众自费买来鲜花上台献给我们。
演出结束后，文化节主办人希格荣先生特地举行酒会祝贺我们演出成功。他说：“你们的演出获得了奇特的成功，出乎我的意料。我将安排你们在柏林的九个区演出，为的是让全柏林的人都来了解中国音乐，都来谈论你们精湛的演奏。”当王国潼团长称赞希格荣先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建造了桥梁时，希格荣先生笑着说：“有了桥梁如果没有你们这些艺术家来走，也是没有用的。”酒会始终沉浸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之中。
在柏林的最后一场演出，中国驻西德大使馆的同志们驱车几百公里从科隆赶来看望我们。可巧的是，文化参赞陈联青同志正是上次我访问西柏林时的领队，老朋友见面，感到分外地亲热。老陈听完演出后对我说：你比上次来西柏林演出时又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个团的水平也比我上次带的青年音乐家小组要高得多。看到你们演出如此成功，我们使馆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
在柏林期间，文化节专门为我们安排了观摩、游览、交流等活动。我们还应外国友人、华侨的邀请，去他们家中做客、包饺子。11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虽然略感疲劳，但大家的情绪始终是十分高涨的。（插图50）
结束了柏林的演出后，我们接着在西德的法兰克福、乌那；意大利的费拉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尼姆维根和瑞士的日内瓦等四个国家的六个城市进行了巡回演出，所有的演出事宜都是由西德的一家演出公司代理的。这个演出公司给这次演出活动配备了一辆大客车和一辆货车，我们就是在高速公路上穿梭于这几个国家之间的。（插图51）
这一天，我们一大早从法兰克福出发，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一天，下午5点多钟到达一个小镇略事休息。按日程的计划，我们在小镇吃过晚饭，还得再走6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意大利的费拉拉。此时天下起了大雨，而且下一段路程是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一侧是高山峭壁，另一侧则是万丈深渊，在黑暗的夜雨中赶路是相当危险的。听说前几天就有一辆卡车翻下了山，两名司机都死了。因此，王国潼团长就对给我们开车的司机说：今天就别走了，在这个小镇住一夜，明天早上再走不迟，要不太危险了。可司机说不行，老板给他们的任务是今天一定要赶到费拉拉，如果没有完成任务，老板会解雇他们的。司机还说不要紧，他们的驾驶技术高，经常走这样的夜道。看着外面大雨滂沱，又看着我们这些团员们疲惫的神情，王国潼团长决定自己和老板谈，于是对司机说：把你们老板的电话接通，我来对他说。
电话接通了，王老师通过翻译把当时的情况对演出公司的老板讲了，为了这十几位中国音乐家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坚决要求今晚就在小镇住宿。刚开始老板仍然不同意，还提出了如果要在小镇过夜，除了这旅馆的开支外，他还要增加司机的工资，而这些费用是预算里所没有的。王国潼老师在此时充分地体现出了作为中国人的尊严，严厉地说道：“这十几位中国音乐家是无价之宝，我要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你如果只对金钱感兴趣的话，我们将考虑取消以后的演出场次。”
老板一听，唷，这个中国人不好惹；再者考虑真要出点什么事，他也担当不起，只得同意今夜在小镇过夜，但明天上午的参观事项就只能取消了。那我们宁可取消明天的参观，也不能冒今天的生命危险呀！事情就这样敲定了，大家很敬佩王国潼老师的自尊和果断，开玩笑地说，是王老师救了我们一命啊。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床，只见外面晴空万里，天蓝得象洗过了似的。大家心情格外的好，正要上车出发，却听得外面一片吵嚷声。出去一看，发现我们乘坐的大客车半夜里让小偷把窗玻璃砸破了，司机正在嚷呢。我们说赶紧报警吧，一会儿警察来了，问司机少了什么东西没有，司机说东西倒没少什么，就是车窗玻璃给砸破了。警察说这种事在他们意大利很多很多，小偷主要是要偷车上的CD机或收音机，既然没少东西，那你们就走吧。既然警察都不管，也只好自认倒霉了。司机说这是他们公司的车，损坏了要赔的，我们就说：这不怪你，都怪意大利小偷太多，等见了你们老板我们给你作证，不让你赔就是了。就这样，我们才上路向费拉拉进发，到中午12点多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最后的演出是7月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这个以钟表而闻名于世的国家，有着非常优美的环境和极为祥和的气氛。那里有联合国的总部大厦，还有日内瓦湖和那著名的喷泉，据说喷水的高度为世界之冠。（插图52）我们的音乐会是在一个露天剧场中进行的，悠扬的中国音乐，融在典雅的湖光山色之中，这种良辰美景只会出现在天堂里，真可谓“此乐只应天上有，哪得人间处处闻”。就在我演奏二胡独奏《汉宫秋月》的时候，镁光灯一闪，一位名记者摄下了一个经典的镜头，第二天连同洋溢着赞美之词的评论文章一起，出现在日内瓦的晨报上。（插图53）
一个月的出访演出，既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扩大了伟大祖国的影响；又锻炼了一批杰出的青年演奏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文化部演出公司的领导在总结大会上说：“你们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代表文化部、代表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中国二胡学会是隶属于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个学术团体，成立于年6月11日，当时的名称是北京二胡研究会。中国二胡学会成立二十年来，主办过许多二胡的学术活动，但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要数年11月份举行的北京二胡邀请赛。这是继年第四届“上海之春”二胡比赛后，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二胡大赛，也是我所参加的唯一的一次全国二胡大赛。
这次比赛得到了全国二胡界的高度重视，各地区、院校都非常认真地进行了选拔，以派出最具实力的选手来争夺理想的名次。中央音乐学院分配到三个参赛名额，而报名参加院内选拔赛的就有二十多名。自半年前接到通知起，我就开始了积极的准备工作。王国潼老师也是隔一天就给我上一次课，系里还专门给我们配备了钢琴伴奏老师，几乎天天陪着我们练习。我每天的练琴时间总要在六至八个小时，这几首参赛的曲目熟练得几乎睡着了也可以演奏得分毫不差，王国潼老师更是严格到有一个音差一点就不让过关的地步，给我们钢琴伴奏的王绍麟老师也早已达到了脱谱背奏的程度。所有与比赛相关的人员，都是不辞劳苦、不计报酬，全力以赴地争取获得最好的成绩。
年9月21日，院内举行选拔赛，分上下午两轮淘汰制进行。当时我爱人正怀孕在家，也跟着紧张到极点。选拔赛在一号楼的小礼堂里展开了“争夺战”，因为规定外人不得观摩，所以她也只能在外面焦急地等候着我的消息。当看到冯志皓正往里走时，我爱人说：小皓，有寒阳的消息赶快来告诉我啊。因为当时我家和冯志皓是隔壁邻居，所以平时都是称兄道弟的。冯志皓说：小嫂子，你放心吧，有了消息我第一个来告诉你。
上午演奏初赛的曲目，前十名以外的报名者被淘汰了。下午演奏复赛的曲目，以总分排列取前三名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选手正式参赛。我在两轮的演奏中都发挥得很正常，最终以最高分名列第一。同时入选的还有赵戈和刘英，他们当时分别是本科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
当选拔结果一出来，冯志皓就跑出去告诉我爱人：小嫂子，寒阳演奏得不错，得了第一名啦，你放心回家吧。而此刻我们选手还在附近的琴房中苦苦地等待着消息，因此我爱人得到消息的时间比我还早。
北京二胡邀请赛于11月16日至26日在京举行，赛场设在解放*艺术学院内，由来自全国十一个省市和香港的49名青年选手参加角逐。其中年龄最小的15岁，是来自广东省的欧阳婷；年龄最大的31岁，那就是我。
11月20日下午，我参加了第一轮的比赛。虽然我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但毕竟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所以仍感到十分的紧张。我平时到哪儿去总是骑自行车的，可这一天为了节省体力，以利比赛，我是打出租车去的解放*艺术学院。等上了台，弓子一拉开，绷紧的神经反而松弛了下来，不论在音乐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发挥得很出色。初赛结束后，观众和评委们对我演奏的反映都很好。评委鲁日融老师还说：“你拉的《音乐会练习曲》是49个人中最完整的，没毛病。”
但等初赛成绩统计出来一看，却大大地出乎大家的意料。各代表队的种子选手，大多被一轮淘汰出局，为此引起了各队的不满。我虽然尚未被淘汰，但成绩也排在八名以后。
11月24日下午，我参加了第二轮的比赛，演奏了《长城随想》的三、四乐章和《秦腔主题随想曲》。王国潼老师对我复赛的演奏很满意，张韶老师也说好久没听我拉琴了，今天一听，水平果然有飞速的提高。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摩者，都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我自己也感觉这次演奏没有辜负这半年来的艰苦训练，因此心里很高兴。比赛任务一结束，一种特别的疲劳感迅速地控制着全身，只想把二胡收起来，好好地睡上一觉。
11月26日晚，大赛在全国*协礼堂举行了颁奖音乐会。当主持人宣布获奖名单时，剧场中顿时骚动起来。因为比赛的最后结果，与来自全国的几百名观摩者的预料有着较大的差异。在这次比赛中我只拿到一个二等奖，为此有不少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为我抱不平。音乐会结束后，我和王国潼老师一起回学校。王老师劝我说：不要把比赛的事放在心上，一个人的成功还是要看他对事业的贡献。就说我吧，在63年“上海之春”的二胡比赛中，第一轮就把我涮掉了，最后才补上了一个三等奖，现在我不是仍然没有倒下吗？这次比赛你虽然只得了二等奖，但对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观众们对你演奏的评价都很好，这就是收获了。你今后的路还很长，眼光要放长远一些，千万别为了这种比赛而失去信心。
王老师的这番话，为我后来的人生之路指明了方向，使我不再把眼光紧紧地盯在舞台演奏、比赛获奖、出访演出等急功近利的方面，而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一些研究工作，争取在二胡的教学和理论研究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除了从事二胡专业以外，还是一位“歌剧表演艺术家”呢。这要从年，我们民乐队一行十一人，随中央歌剧院出访芬兰说起。
年6月份，我们接到文化部的出访通知，要随中央歌剧院出访芬兰参加国际歌剧节。这次出访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除了要进行民族音乐的专场演出外，还要在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卡门》中饰演群众角色。在出访前，我们去歌剧院排练过几次，第一次体验了当演员的滋味，感到特别有意思。
7月15日早晨，我们从学院出发，与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们汇合后去了机场。结果因飞机晚点，直等到下午3点多才起飞。经过8个小时的飞行，于北京时间晚上11点钟平安降落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又乘了将近6个小时的汽车，终于到达了国际歌剧节的举办地点：萨伏林纳。此时北京时间已是16日凌晨6点钟了，当地时间也是午夜12点了，但奇怪的是太阳才刚刚落山，天还亮着呢。
虽然天还未黑，可我们已经累得东倒西歪了。找到自己的房间，倒头便睡，直到上午9点多钟才醒来。窗外一片蓝天白云，阳光耀得睁不开眼睛，气候不凉不热，舒服极了。大家都说这个歌剧节真会选地方，要是一辈子能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环境中，保证可以活到岁。
萨伏林纳是芬兰的一个小城市，人口仅有三万。芬兰人称千湖之国，这个萨伏林纳就环绕于群湖之中，尤其在夏季，这里的气温约二十多度，还有北极圈特有的极昼现象，美得如同天堂一般。国际歌剧节是芬兰最大的一个艺术节，每年7月份都在萨伏林纳的大城堡中举行。（插图54）届时，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游客都会聚集在这个幽静的避暑胜地，享受阳光和艺术。
我们在芬兰的21天里，除了演出两场民族音乐会外，还参加了三场歌剧《卡门》的演出。歌剧的演出就在大城堡中进行，完全凭借天然平台，没有一块幕布，演员上下场是从地道中通行的。在歌剧《卡门》中，我要饰演两个角色。一开场，我先饰演一位有钱人，在广场上溜达了一圈后，在一个酒吧坐下，要了一杯“啤酒”装模作样地喝着。下了场，赶紧从地道中跑到城堡后面改装，扮演一名举着火把的卫兵。我们其它的演奏家也各自扮演着剧中不同的角色，大家互相看着身穿戏装的你我，开玩笑地说：“从此我们就是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了。”（插图55）
音乐会和歌剧的演出双双获得成功，这是不言而喻的，以我们多年磨练的节目功底，博得当时对中国了解甚少的欧洲人的好评，还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在芬兰着实过了一把集体家庭生活，每四个人住一个带有厨房、卫生间的套间。歌剧院三天两头给我们发鸡翅、火腿，我们从超市买回米、面、蔬菜、鸡蛋等，自己在电炉上做饭吃。如果没有演出任务，我们的作息时间通常是：上午9点钟起床，去餐厅赶那最后的免费早餐，吃得饱饱的，然后上街逛商场，直到下午2点多回来。然后做午饭，吃完了睡觉；一觉起来差不多快5点了，再出去闲逛，到晚上9点左右回来做晚饭。吃过晚饭已是10点多钟了，太阳才刚刚西斜，然后就一起去湖边，向当地老乡借一条船，划到湖心岛上去玩，（插图56）或脱了衣服下湖游泳，一直玩到午夜12点多才回来，此时天色仍象北京夏季6点半时的光景。（插图57）回到房间，洗漱一番后，就躺在床上看武侠小说，直至过了凌晨2点才睡觉，还必须拉上厚厚的窗帘，否则外面亮得无法入睡。
其实萨伏林纳城市很小，没有几条街好逛。在各商场的门口都有那种“老虎机”，以便顾客买完东西后，手中抓着找下的一把硬币，出门时就顺便投到“老虎机”中*一下运气。当时在中国还没有见过这种玩艺儿，我们一下子就着了迷。有人告诫我们说，玩玩可以，但别超过20元钱，赢了算你运气，输了赶紧罢手。我们说：好，就20元。于是每人拿出20元芬兰马克换成硬币，投进了机器中。我刚开始投一个输一个，当投到每16个时，一下赢了20个；再投又是投一个输一个，眼看着只剩最后一个的时候，我眼睛一闭，说了声：“输赢就是它了！”往里一投，没承想一下赢了50个。再看看旁边其它人，有的已经输了30个了，也有的赢了5、6个。大家一看我居然一下赢了50个，都问我是怎么赢的，我说：你们不知道，我是对着机器发了功的。众人听了，都争先恐后地要我也给他们的机器发发功。我就将手掌按在“老虎机”上，依照武侠小说上说的方式开始发功。过了片刻，我说：“投吧！”结果一投即赢，只听机器中“叮当叮当”硬币落下的声音，此刻听来简直比我们的音乐会还要好听。这下大家都信了，说赵寒阳还有这功夫，那还了得！快，再给我们发发功。我说：发功太耗真气，不能多发。需要回去多补补，明天再来发了。同伴们说：回去我的鸡翅给你吃，明天一定要给我们发功啊。
其实那是武侠小说看多了，中了“*”啦。结果后来发功都不灵了，迷上“老虎机”刹不住车的人最后都输惨了，最多的一位总共输掉了多美金。
当地的老乡十分好客，知道我们是从遥远的中国来的，都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借给我们船，请我们去家中做客，还特地做了一些别有风味的甜点来招待我们。当看到他们家家的卫生间中都有一个小木房子时，我们好奇地问这是干什么用的。芬兰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洗桑拿浴用的，因为这里地处北极圈，冬天非常冷，所以家家都有这种桑拿浴房。有一天，芬兰友人还专门请我们去洗了一趟桑拿浴，并拿来了一些桑树枝，让大家在蒸的过程中用它来抽打身体，以达到活血健身的目的。
8月7日，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萨伏林纳，经赫尔辛基乘中国民航班机回到北京。大家似乎有一种从外星球回来的感觉，那种疯狂、那种尽兴，永远地镶嵌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
我的第一本二胡著作《少年儿童二胡教程》是年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这是我与刘逸安老师合作编著的。这本教程的出版，标志着少年儿童有了自己的二胡教程，再不是与成年人一起，共用《学二胡》、《怎样拉好二胡》等通俗教材了。
早在年的7月份，我刚毕业，留在附中任教。暑假时我回常州度假，与刘逸安老师谈及此事。刘老师说：这是件好事啊，过去对少年儿童的二胡教学一直没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专门的教材。现在我也调到了常州市少年宫，负责少儿的音乐教育工作。我们正好联手，搞出一套象象样样的少儿二胡教材来。
说干就干，刘老师当即在一张白纸上写上了《少年儿童二胡教程》的书名，合作就此开始。根据我们的约定，刘老师负责全书框架，我负责编写内容。在这一个暑假，我每天下午都要去刘老师的办公室，他出一个题目，我就写一首曲子。如：《探溶洞》、《篝火》、《上学路上》、《小号手》等等，一天可以写两到三首。每当傍晚时分，我们就开玩笑地说：哈哈，今天又生了两个孩子了。我们总把一首小曲或练习曲当作一个“孩子”，但要完成全书预计的四百多首练习曲及乐曲，谈何容易啊。
暑假很快就过去了，但教程才完成了大约十分之一，于是我带着刘老师草拟的框架回到北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写作中去。每个星期六，我都要将一周内创作的曲稿寄给刘老师；刘老师也是每星期必回信来告知进度、提要求。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年写出了《少儿二胡教程》的初稿。刘老师又开了一个多月的夜车，将全书重新誊清，一面在我俩的教学中试用，一面请王国潼、张韶等专家审稿。发现问题，立即修改，前后用了五年时间大改了四次方才定稿，真可谓“一把辛苦谁人知，都笑作者愚与痴”啊。
在这本教程呈送出版社前，王国潼老师专门为之写了序，肯定了这本教程“对于二胡教材的建设和教学水平的提高，是颇有深远意义的”。
书稿送到了上海音乐出版社，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协商，才在年达成了出版协议。出版社的编辑说：“这种书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市场，最多也就一版，重印是不可能的。”
当时我和刘老师只是盼着稿子能出版，一版就一版吧，至于稿酬多少就更没往心里去了。眼巴巴地又盼了一年，终于在年的5月份拿到了第一本样书。虽然书的封面设计并不漂亮，显得有些土气，但毕竟是我们的心血啊！当一个人拿到自己“第一次”的时候，如：第一本著作、第一次工资、第一张唱片等等，其心中的激动之情会远远超过以后的十次、百次。以致我将这本《少年儿童二胡教程》放在床边，没事就躺在床上“欣赏”个没完。
后来的实践证明，出版社的编辑估计错了，这本《教程》一问世，就立刻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第一次印刷的册不到半年就销售一空。由于出版社没有准备，有一段时间竞脱销了几个月。上海音乐出版社马上组织重印，一版就是册，只卖了10个月。以后一再加印，至3年为止的十三年中，大约已经重印25次了，成为全国少年儿童学习二胡的主流教材。
年我还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二胡演奏抒情歌曲首》的曲集，该书收录了一百首国际国内经典的抒情歌曲，并详细标订了弓指法，它的出版为广大二胡爱好者提供了一本通俗读物，也开辟了《二胡演奏》系列曲集的先河。
说起这本曲集的出版，还要从各大餐馆流行的民乐伴宴说起。当时，许多档次较高的餐厅都流行民乐伴宴，通常是一架扬琴、一把二胡、一个琵琶，也有加一台古筝，或加一个笛子的。有一次，一位朋友因为临时有事，请我去替班，我问他：去了拉什么呀？我可没伴过宴。他说：简单，我有曲谱放在那儿，你照着谱子拉就行了。我到了餐厅，看到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摆着扬琴和椅子，知道这就是表演区了。当着这么多吃饭的食客演奏，刚开始还真有些不适应呢。好在演奏的曲子都很容易，就是一些流行歌曲。一场下来，觉得还有点意思。过了几天，又有另外的朋友请我去替班。我就想把这些曲谱复印一份，到哪儿去替班都可以用。可是我将这个想法对朋友一说，朋友立马就回绝道：这可不行，我们就靠这谱子混饭吃呐，要是大家都有了谱子，哪还轮到我们来干这活呢？
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不就是从歌本上抄下来的一些歌曲吗？你不让复印，我回去自己编一本比你更好的，再拿去一出版，看谁还能垄断这些谱子。于是，我白天、晚上有空就泡在图书馆里，翻了几十本的歌曲集，抄好后详细订上弓指法。眼看着稿子在一天天地增加，心中也美滋滋地想象着一本新书的诞生。就这样化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稿子完成了，起个什么名呢？既然是用二胡来拉这些歌曲，那就叫《二胡演奏抒情歌曲首》吧。
那一天，我兴高采烈地带着稿子去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因为没人认识，所以我对门卫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现在编了一本曲集，想来投稿，不知要找哪位编辑谈？出版社的门卫告诉我，是曲集就上四楼找音乐作品编辑室。我到了四楼，找到音乐作品编辑室，有一位编辑接待了我。当他看了我的稿子后，说：你把稿子留下吧，等我们审稿以后再给你答复。
回到学校后，天天盼着出版社的消息，可我越是急，人家越是没动静。大约过了半年，出版社才通知我稿子被通过了，已经进入了出版程序。人民音乐出版社是我国最高级别的音乐出版社，其工作流程的规范和严谨是其它出版社所不能比拟的，但它出版过程如此之漫长，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等待中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不知等不等得到见书的那一天。这本仅有70页的、薄薄的曲集，从通知我稿子已进入出版程序起，又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于年的7月份看到了样书。
这本通俗读物一经投入市场，很快就得到了读者们的普遍欢迎。在《人民音乐》杂志上，还刊登过一名读者写的名为《我买到了一本好书》的评论文章。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作品编辑室的编辑们为此主动与我约稿，要将这套《二胡演奏》曲集做成一个系列。就这样，我差不多以每年一本的速度，陆续出版了这个系列的十一个分册，受到了广大二胡爱好者的一致好评。
在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后，我开始涉足到二胡基础训练系列教材的编写中去。先是与王国潼老师合作，编著出版了《二胡基础练习首》及《二胡风格练习首》；后来又独立完成了《二胡音程与琶音练习》、《二胡重奏练习》、《二胡指法技巧训练》、《二胡微型练习曲》等实用的教材，为二胡的教学填补了一些空白。
年春，我与刘逸安老师合作的第二本少儿教材《儿童学二胡》完稿了。这是一本循序渐进的二胡初级教程，全书共分52课，计划一年学完。就在我即将把书稿送交出版社之际，有一天看到电视中正在播放周广仁先生的钢琴教学讲座。一个灵感突然在心中产生，为什么不在电视中做一套二胡的教学节目呢？我立即给中央电视台青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谈了自己的设想。过了十几天，收到了中央电视台青少部的回信，说这类节目归社会教育部管，他们已将信转过去了，并告诉我社教部的联系电话。当我接通了社教部的电话，一位叫李福成的同志说他们对这个选题很感兴趣，准备尽快着手拍摄，但摄制的经费尚未落实，希望我能想想办法。
事情有了进展，我和刘老师都很高兴，但经费问题如何解决呢？我写了一封求助信，一式三份，分别给北京民族乐器厂、苏州民族乐器厂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寄了去。
信寄出五天后，突然接到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一份电报，上写：“我厂厂长在京，住某宾馆，请去面谈。”当晚我与父亲骑上自行车，去宾馆拜会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厂长王懋祖先生。本来我想这样的事不知要化费多少口舌呢，我这个人又向来不善言辞，所以拉着已退休来京的父亲一同前往，准备二人“舌战”厂长。不料这位王懋祖厂长非常爽快，一口就答应拍摄经费由他们厂负责，只要与中央电视台的协议一签，马上就将款项汇至剧组帐上。
经费问题出乎意料地顺利解决，使我们欣喜若狂，中央电视台社教部的同志们也很高兴，下来的准备工作就只需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正当一切就绪，准备开拍的时候，北京亚运会开幕了。中央电视台所有部门的工作都要为亚运会让路，所以《儿童学二胡》的拍摄就只得暂停了。这一下就耽误了好几个月，我们一直担心此事从此就“吹”了。等到亚运会的浪潮平静以后，我又给中央电视台社教部的李福成打电话，询问拍摄工作还能不能继续。李福成说：我们前一阵子一直在忙亚运会的事，现在总算已经告一段落了。《儿童学二胡》这个片子我是想把它弄出来，还怕你不想干了呢。我赶紧说：我是朝思暮想要把它拍出来啊，那我们马上就着手弄吧。李福成说：还有一点，就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款项还能不能落实呀？我说：我去和厂里联系，要实在不行，我们再想办法。我立即给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王懋祖厂长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当时缓拍的原因和目前的情况，希望他能继续为这个节目提供经费等等。结果很快就收到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发来的电报，说厂长专为此事明日到京。虽然短短几个字，却令我们欣喜不已。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企业家目光的远大和办事的果断，此举后来给他们厂带来了上百倍于投资的利润和广泛的声誉，令北京民族乐器厂和苏州民族乐器厂后悔莫及。
第二天，我约了李福成和王懋祖厂长见了面，非常顺利地签下了合作协议。协议规定：
一、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向《儿童学二胡》节目组提供拍摄经费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整。
二、此节目作为中央电视台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两家合作拍摄。
三、节目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产品商标“敦煌飞天”造型作为背景。
四、节目中所用二胡均采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生产的“敦煌牌”产品。
在拍摄人员的名单上，我作为主讲、刘逸安老师作为艺术指导而名列榜首。剧中需要五个孩子作为学生出镜，我和刘老师商定，在我的学生中出三名，在他的学生中出两名。
经过各方十几天的积极准备，我国第一部民族器乐电视教学片《儿童学二胡》，终于在年5月下旬开机了。刘逸安老师带着他的两个学生：朱敏和章瑜菁按时来京，到剧组报到；我带着我的三个学生：于川、赵磊和刘蓓也准时出现在拍摄现场。
要拍摄一部对全国播放的、代表了中央电视台与中央音乐学院艺术水准的电视教学片，并非如我们想象地那么简单。中央电视台为我们每人办了一个临时出入证，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家都是早上8：30准时到台里“上班”，（插图58）中午就在食堂吃工作餐，直到下午5：30“下班”，比真正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还要守时、还要敬业。令大家感到荣幸的是，我们经常在电梯上、楼道里碰见*、*等这样的大明星。见了面，他们总要与几位小朋友亲切地交谈几句，一点儿也没有名人的架子。
拍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与台里摄制人员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大家成了要好的朋友。（插图59）当前期的拍摄完成后，李福成等摄制组的同志们还专门买了礼品去宾馆给刘老师及学生们送行。此后，我继续在电视台“上”了半个多月的班，一起进行后期的制作。
6月下旬，经过剧组全体人员的艰苦努力，《儿童学二胡》这个节目终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节目中与观众见面了。这部电视教学片共26集，每集10分钟，中央电视台在两套节目中每周播放一集，并重播三次，都是在*金时段播出，历时半年时间。此后又在各地方电视台陆续播放，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当时的文化方针，是要将宣传的重点转移到弘扬中国优秀民族文化这个主要方面。
节目播出后，许多人都把我叫做“寒阳哥哥”，因为中央电视台的少儿节目中有一位“鞠萍姐姐”。学习二胡的孩子因此而迅速增加，以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生产的二胡一度脱销，其它的乐器厂也从中受益匪浅。这部电视教学片，在年全国电视教育节目评选中，荣获了二等奖。为此，中央电视台、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中央音乐学院、常州市少年宫等有关单位都非常高兴。后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再次提议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摄制《儿童学琵琶》电视教学节目，最后却因各种原因而未能成功。真可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学习音乐最难得的是一个“悟”字，它既不是老师努力教的，也不是学生刻苦练的；既不在于学琴的年头有多长，也不看你知识的积累有多少。“悟”到了，瞬间就能成为“琴佛”，“悟”不到，终身只是“琴奴”。这是学琴的最后一道难关，一道通向音乐自由王国的难关；这也是演奏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原因。
我在学习二胡的道路上，虽然时时有进步，年年有成功，但对于这个“悟”字，起码在学琴的前二十六年中，犹如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始终处于迷茫的状态。记得年的10月份，闵惠芬老师来京首演《长城随想》，10月24日晚上，我有幸将她请到琴房中听我演奏。那天我拉了《二泉映月》、《乡音》和《红梅随想曲》三个作品，闵老师听完后说：你还没通，演奏时进不了音乐，又缺乏变化，只是认真地完成音符而已啊。平时也有人评论过我的演奏象一架录音机，极有把握，但没有音乐。
这个音乐到底是什么呢？我请教过许多人，有人说：“音乐就是强弱变化。”可是我认真地做了强弱的变化，演奏依然缺乏光彩。有人说：“将曲子练熟，就可以熟能生巧。”可是我将曲子练得能倒背如流，仍然没有生出巧来。这“音乐”两个字，使我苦恼了足足有二十多年。
年春夏交替之际，我因慢性胃炎而一直感觉身体不舒服。当时我有一位学生叫杜墨，他妈妈陪着来上课的时候，看到我满脸病容的样子，很是不安。就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就是胃胀、胃酸，还阵阵隐痛不止，如此已有半年了，吃了不少药都不管用。这不，又开始疼上了。杜墨的妈妈说：我学过气功，我来教你练气功吧，也许能奏效。当时我对气功一窍不通，只因“病急乱投医”，听说对胃病有效，就练吧。
第二天，杜墨的妈妈专程前来教我练气功。她告诉我，这套动作叫“灵异掌”，是“性命功”中的预科功。说着就带我一遍一遍地做，一面做动作，一面讲要领：
“两足分开，站与肩齐，微屈双膝，十指并拢，……如抱大球，气至震开，……拉开拳距，中见气烟，……全身放松，止功自如。”
一遍做下来，我已微微出汗；做到第三遍，我突然感到掌心有吸斥之力；以双掌相叠，对胃部发功，也能有温暖之感；随之用意念引导气归丹田，几分钟后只听腹部“咕噜咕噜”有肠鸣之声，胃疼顿觉大减。杜墨的妈妈也高兴地说：你这么快就见气，真是慧根不浅。来，对着我掌发一发功，我试试你的气。我对着她的掌用意念一领，她立刻就感受到了，说：哟，气感还挺强的，就象人家练了一二年似的，你以前练过气功吗？我笑着说：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起这气功，原先根本没有接触过。她惊讶地说：我认识很多练气功的人，从来也没遇到这么快就见气的，看来你真是有先天的道行啊。好，就这样天天练，练过三周，我再教你下一步的功法。
于是我每天早、中、晚一日三次，每次三遍练习这“灵异掌”。你还别说，效果确实灵异，一个星期后，我胃部的症状就全都消失了。三周后，杜墨的妈妈又来教我下一步的功法。叫我用木柄铁头的练习用手榴弹，拿开水浸热后，敲打身体的各穴位；还要在中午12点和半夜12点准时坐禅。这下可麻烦了，别说白天没那么多时间来练，而且晚上12点之前不敢睡觉，怕误了时辰，弄得家里人也不得安宁。因此，坚持了一个星期，便打起了退堂鼓。反正胃病也好了，又不想当气功师，不练就不练了吧。后来，杜墨的二胡也学不下来，我的气功也练不上去，他们也就渐渐地来得少了。
我自从练过这样一段简单的气功后，就觉得身上的气感能在意念的引导下随意地运行。我想能不能在拉琴的时候也运运气呢？结果运了气一拉弓，把自己都吓一跳，琴的声音突然增大了两倍，而且音色既松且圆，还极富韧性，中间似有一根钢柱。这样的声音我曾在一些世界著名弦乐大师的演奏中听到过，但自己却始终效仿不来。我继续保持在气功态中随意地演奏着，一种美妙的意境展现在面前，似醉非醉、似梦非梦，人好像飘浮在音乐的“水”中，悠扬的旋律源源不断地从心中流出。为了抓住这难得的灵感，我当即铺开纸笔，写了一篇题为《音乐表演中的气功机制》的文章，后来刊登在《音乐生活》杂志88年第9期上。
第二天，有一位朋友来拜访我，两个一起拉拉琴，切磋切磋技艺。当他听我拉了一曲后，惊奇地说：你的演奏怎么会突然间有这么大的进步？音乐上活起来了，前几天来听你拉还没有这样的感觉。
这是我艺术之门初开，自由王国乍进之际，心中感受虽有体验，但理性构架尚未建立。
年9月份，我院实验乐团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在兰州与敦煌举行“敦煌古乐器演奏会”。我们一行十几人，身穿唐代古装，手持仿古乐器，在舞台上为观众们再现了敦煌宝窟中的玄妙情景。研究院的同志还特地带领我们参观了敦煌宝窟，使我对佛学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在敦煌，我请得《金刚经》和《坛经》各一部，据说这是佛学中最重要的两部经典。回来细加研读，果然获得极大启示。此后，我又找来老子的《道德经》、王瑞贤的《两极哲理》、刘园琪译的《禅学入门》、何士光的《如是我闻》等书籍来浏览。虽然这些书没有一本是讲音乐的，但我从中领悟了许多“道”的奥秘。回过头来再看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在“道”理上完全是如出一辙，由此一个演奏艺术法则的构想，渐渐地在大脑中清晰起来。
构想归构想，要想用文字来表达清楚则是另一码事。我知道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我也再三地问自己：你怕苦吗？你准备好了吗？你能坚持到底吗？当我咬着牙，一拳擂在枕头上时（擂在别的地方怕砸坏了东西），吓了我爱人一跳，忙问道：你干吗？我说：我下决心要写一本二胡演奏艺术的理论著作，可能有二三年都没有好日子过了。
写作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长得似乎一辈子也写不完，苦得好像要把脑汁绞尽。每天无休止地思索、解结、理绪、措词，往往为了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比喻而茶饭不思；常常因为前后关系没有理顺而夜不能寐。没有春夏秋冬，不知清明重阳，日夜奋战，整整三年，一部四十万字的《二胡技法与名曲演奏提示》的打印稿终于放在了案头之上。
此书经王国潼老师审阅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王老师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但书稿送到人民音乐出版社理论编辑室放了三个多月后，被通知审查未予通过，稿子退了回来。理由是著作层次太高，预计读者会因“曲高和寡”而没有销售前景。当我去取回稿子时，有一位编辑建议我去“华乐出版社”试试。华乐出版社的刘老师看了我的这部书稿后，觉得很有学术价值，于是有偿的接受了这个选题。在责任编辑的建议下，我又对稿子做了两次大的修改。在经过了一年半艰苦的排印过程后，直到年的9月份才见到了样书，其中的甘苦难以用文字道也。
《二胡技法与名曲演奏提示》这部专著的出版，填补了二胡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是到目前为止体系最规范、论述最详尽的一本演奏艺术理论著作。尤其是书中关于“乐感”的部分，首次揭示了演奏中的艺术思维过程，为现代二胡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我接到样书时，其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接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看着自己将近五年艰苦奋斗的硕果，泪水禁不住模糊了眼睛。在晚饭时，从来滴酒不沾的我给全家每个人都倒上了一杯葡萄酒，来庆祝这来之不易的成功。当然，一个理论体系从诞生到为广大人们所接受、所运用，可能要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过程。看到我提出的艺术理论观点正在逐渐地被热爱二胡的朋友们所赞同，心里是感到非常欣慰的，也由此看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长这么大，每年的春节都是在家中过，唯有年的春节是在台湾过的。这一年的2月份，我应台湾桃园乐友丝竹室内乐团团长吕百理先生的邀请，赴台北、台中、桃园等地讲学、演出了一个月，看到了祖国宝岛明媚秀丽的山川景色；亲身体验了台湾同胞们的手足之谊和别有滋味的风土人情，更加深了我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心。
要说祖国大，那是真大，从北京乘飞机，到香港转机，再到台湾，都走了两天了，仍在中国的土地上。我是2月1日下午6点钟到达台湾中正机场的，一下飞机，迎上来的还是我们炎*子孙，讲的是标准国语，使我感觉似乎又回到了家里。尽管日出日落的时间有了差异，但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都并未改变，甚至更浓。
吕百理先生亲自驾车前来接我和另一位贵宾，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白教授，一位研究中国民族音乐方面的老专家。桃园乐友丝竹室内乐团是桃园地区民乐爱好者组织起来的一个民间团体，经常组织各种演出及培训活动。这一次邀请我和*白教授，是特为“教师音乐研习班”来讲课的。（插图60）
在桃园期间，我吃住在一位曾老师家中。曾文星老师是桃园忠贞国小的教师，夫妻两人和一对儿女，住在一幢三层楼带车库的别墅中。我去了，就将一层楼归我支配。其实一个人能占多大面积呢？就是给我十层楼，我也不过占用十几平米的一个房间而已。因此，其它的房间也就是主人带我参观时进去看了一下，后来就一直没有进去过。我说：你们家这么大呀！曾老师反问道：我们家大吗？你要是去吕百理家看看，就知道我家不大了，在台湾这样的住宅很普遍啊。
后来我真的去吕百理老师家住了一个星期，他家更大，是一幢五层楼的别墅，每一层都有一百多平米。地下室除了车库外，还有一个琴室，四周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二胡，足有三十多把，而且都是紫檀木、老红木的好琴。靠墙的壁柜中整整齐齐地码着CD唱片，不下好几千张，我演奏的几张专辑也穿插其中，这么多的“家当”令我这个二胡专业人士自叹不如。到了晚上，让我住三楼，他们都上了五楼。我一个人独占四层楼，静悄悄、黑洞洞地好不怕人，吓得我锁上房门再不敢出来。（插图61）
“教师音乐研习班”就办在曾文星老师工作的忠贞国小内，这种研习班台湾各个地区每年都要举办几次，*府规定每个教师都要参加一定数量的研习班，作为教师晋级考核的一个依据。台湾比较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每个学校的操场一侧都立着孔子的铜像，而且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是每位教师必修的科目。在研习班里，我给老师们讲二胡音乐，也给自愿来报名学习二胡的孩子们上大班课。这些老师虽然大多不是教音乐的，但对中国的传统音乐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其认真的程度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台湾的小朋友们也都非常聪明，从零开始学习二胡，在一个星期后的结业典礼上，就能上台表演二胡齐奏了。研习班办得非常成功，得到了地区教育局的充分肯定。我的二胡音乐课和*白老师的民歌概论课都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
在研习班期间，每天早上都是曾老师用摩托车带我去学校。我讲课，他听课；我排练，他拉琴，一天的任务完成后，他仍用摩托车带我回家。然后一家子上街买菜，回来做晚饭；吃过晚饭带着我出去访友拉琴，直闹到十一二点方才回来睡觉。这段时间里，我完全成了曾老师家庭中的一员，连他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都和我特别亲热。是啊，祖国就是一个大家庭，只要在祖国的领土上，就如同是在我自己的家中一样。这一点，我在出访台湾时的感受最深。
有一天，曾老师说有一个人特别想见我，我问是谁？曾老师说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从来没有见过从大陆来的人，这次听说你来了，非要来见见你不可。我说：好啊，吃过晚饭我们就去吧。
晚上我见到了这位台湾人，年龄和我差不多，个头高高的，是一位壮汉子。他一见我，就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笑着说：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吗？我也笑着说：你难道想象我是一个外星人吗？他说：在我小时候，一直接受那种*治宣传，说大陆上的人个个长得红眉毛、绿眼睛，都是土匪；后来又听说大陆可穷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府号召我们要拯救大陆同胞。我一直没见过真正的大陆人，这次你来台湾，我知道了就对曾老师说，一定要见见你。今天一见，完全是和我们一样的中国人嘛。我说：*治上的宣传嘛，我们就不说了，反正有一点，海峡两岸的人民绝对是亲如手足的同胞兄弟姐妹啊。过去大陆上经济是比较落后，人民生活也很艰苦。但随着这几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祖国的发展是惊人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你看我象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样子吗？再说台湾在70年代，不是也有过艰苦的时期吗？日子总是会越过越好的，你说对不？他听了，一个劲地点头，说：对！对！
还有一次，有一个老兵特地前来拜访我。他说他是在大陆解放前夕被国民**队抓来的壮丁，希里糊涂地随着部队就来到了台湾。刚开始一直在部队服役，退役后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再后来做了个小买卖，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孩子都已经工作了，自己的生活还算安定，但和大陆的亲人一直没有联系。他动情地告诉我，他来台湾已经有四十多年了，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从大陆上来的人，昨天听一个朋友说我从大陆上来，竟激动得一夜没合眼，今天就迫不及待地要来见我。
他问了我许多大陆的情况，我一一地给予了详细的介绍。问起他四十多年来的生活，他说：别说刚来台湾时苦，直到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台湾仍然很苦啊。医院里，才能吃到一只苹果。孩子能吃到一个鸡蛋，高兴得简直象过年一样。近二十多年来，台湾老百姓的生活才慢慢地好起来。我这样子就算不错了，有些老兵更惨。记得台湾第一宗银行抢劫案，就是一个老兵干的。这个老兵退伍后一直开出租车，没有成家，光棍一条。后来年纪大了，出租车开不动了，想到老来生活没有依靠，就动了抢劫银行的念头。这个老头儿人很和蔼，邻里关系极好，因此没有人怀疑到他，几次排查到他居住的这一带，都没有查出来，所以案发后好几年都破不了案，倒冤枉了另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是他不小心，露出了马脚。这宗案子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说本来台湾是一个民风纯朴的地方，是外来人将不良的因素带进了台湾；有人说是*府对这些老兵太不关心，穷困逼得他们不择手段。……我一面听，一面在想，如果我父亲当年也被抓了壮丁，而成为台湾老兵中的一员，其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2月8日是小年夜，吕百理、曾文星带着我去“客家山歌社”做客。“客家山歌社”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团体，一些志同道合的客家山歌爱好者聚在一起，拉琴唱歌，十分快乐。这一天是他们一年一度的聚餐日，每个人带一个拿手好菜来，凑成一桌丰盛的晚宴。“山歌社”社部设在一幢宽阔的乡间别墅里，这是一对兄弟建造的私人住宅。我踏进大厅，以为是走进了一个俱乐部。足有一百多平米的大厅，修缮得富丽堂皇。架子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乐器，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架子上有一件乐器是我从未见过的，这是一把通体铜制的胡琴，小小的琴筒，一端为板面，另一端是封闭的，琴杆是一根空心的铜管，琴头象长号的喇叭口，两根弦，也用弓子来拉奏，声音很象高胡。主人告诉我，这件乐器叫“喇叭弦”，讲起它的诞生来还有一段屈辱的历史呢。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期间，严禁演奏中国民族乐器。于是台湾有志的中国人就创造了这种新的乐器，用来给客家山歌伴奏，作为对这项穷凶极恶*策的回应。（插图62）接着，山歌社的朋友们就用它做伴奏唱了起来。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客家山歌，那真叫有味儿，这下算是开了眼界，饱了耳福。我也拿起二胡拉了几首人们喜闻乐见的曲子，搏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在晚宴上，我第一次品尝了地道的客家菜，有姜丝烧猪肠、鸡酒（全部用酒煮的鸡）等等，真是别有风味。宴罢喝茶时，他们问我对中国大陆很多音乐人才出国谋生怎么看。我说：“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再说有人去国外，宣传我们国家的音乐文化，总也是件好事。但我决不出国谋生，因为我专业的根在中国大陆，一旦成了离根的花朵，难免会过早地凋谢的。我想作为一个搞民族音乐的中国人，我还是愿意在自己的国家为国效劳。”一番话说得大家都为我鼓起掌来，大概在座的人也是心有同感吧。
2月9日大年夜，曾老师带我去农村他老家过年。轿车开了一个多小时，进入了台湾的山区。青山绿水，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曾老师的老家坐落在一个山坳之中，依山傍水，门前有一大片竹林，山中有几十亩梯田，家里还养着几头奶牛，真乃“山中风水宝地，天上神仙人家”，好不羡慕煞人也！
曾老师兄弟姐妹六七个，平时都在台湾各个城市工作，只有这一天，大家都携妻（夫）带子（女），回到老家过年。人这一聚，就不少了，足有三十多口，要不是家中地大房多，怕是谁家也接待不起啊。
白天，曾老师带着妻子和儿女，还有我，深入到山中游玩。这里因为不是旅游景点，所以根本没有人。听着“空山鸟语”，踏着“田园春色”，畅快得不知身在何处，惬意得疑入梦幻之中。山中还有古寺一座，虽然无人进香，但也幽静整洁。我触景生情地给曾老师他们讲了不少佛教故事，一家人听得津津有味，顿生慈善之念。
晚上，在前厅后屋摆了两大桌，但小孩子们是不上桌的。一方面因为人太多，坐不下；另一方面台湾的老人们还讲究一个老传统、老规矩，坐位子的学问大着呢。因为我是曾老师请来的贵客，就坐在老爷爷右手边，算是相当高的待遇了。年夜饭十分丰盛，且非常热闹。主人一再给我敬酒，我说我从不喝酒。即便这样，还是喝了一杯啤酒。
晚饭后，男同胞们摆开两桌打麻将，女同胞和孩子们坐开两排看电视，说今天是守岁，准备通宵不睡了。我可坚持不住，一过12点，两个眼皮就直打架。主人将我领到后屋，一应现代化的家具俱全。不管前面他们闹去，我可要梦周公去也！
台湾的庙宇很多，尤其在春节期间，香火更盛。曾老师带我参观了几个大的寺庙，烧香的人很多。在这些寺庙中，都有免费提供的各种佛经书籍，是一些慈善机构或个人做的善举。我虔诚地请了几部重要的佛经回来，以作研究之用。
春节过后，我继续在台北、台中的两个学生冬令营中教授二胡课，邀请单位也给我安排了许多参观、电影等活动，每天都是在非常愉快的情绪中渡过的。（插图64）不过有一次，我吓坏了，不得不求助于台湾的警察。
2月24日在台北，上午的日程是去空*电台接受采访，9点钟来车接。集合地点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负责接待的陆幼祺先生在你就在住所等着，我8点半来接你。我想这段路已经走过两次了，省得陆先生来回跑，我自己过来不就行了吗？所以我说：不用接了，我自己过来吧。陆先生不放心，说：这段路七拐八拐的，尽是胡同，你别走丢了。我说：你放心，丢不了。实在丢了，台湾不是有这么一句话，“有困难，找警察”吗？我让警察送我过来好了。当时不过是句玩笑话而已，谁知竟成“谶语”。
我8点钟就从住所出来，沿着弯弯曲曲的胡同走，等走到出口的时候，却发现并不是昨天进入的胡同口。眼前是一片陌生的街景，我说了声：“不好！”返身就往回走，想回到住所去等陆先生来接，结果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了。我就在街上走着、找着，因为在记忆中集合地点就在附近。可走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找不到。这时天下起了小雨，我只能沿着街旁店铺的屋檐下小跑着，见人就问：
“先生，请问附近有一家百乐琴行怎么走？”
“太太，请问您知道附近有一家百乐琴行吗？”
问了许多人，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有一位好心的太太见我身上的衣服都淋湿了，就递给我一把伞说：你别着急，再好好打听打听，一定能找到的。这把伞送给你，瞧你的衣服都淋湿了。你赶快打上伞，慢慢地找吧。说着把伞塞到我的手中，就匆匆地离开了。
眼看着时间一点一点逼近9点，我心急如焚，怎么办呢？打电话吧，身上没有磁卡，况且店铺也还没开门。突然想到在台湾不是“有困难，找警察”吗？我就问路人：先生，请问离这儿最近的警察局在哪儿？这位先生说：不远，不远，从前面向左一拐就有警察局。
在桃园的时候，吕百理先生就曾对我讲过：警察是我们这些纳税人养活的，他们的职责就是为老百姓服务。在台湾，只有老百姓骂警察，没有警察骂老百姓的，你要打警察一拳啊，他都不敢还手。因此，我理直气壮地走进警察局，果然马上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警员过来热情地接待我。我说：我是从大陆来的，9点钟要去空*电台接受采访，可现在我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叫百乐的琴行，我们要在那儿集合的。那位警员说：噢，先生你别着急，我来给你查。只见他拿起电话，打到总局的档案室，一会儿就查到了百乐琴行的地址和电话，然后对我说：百乐琴行离这儿不远，往前走，过一个天桥就到。这是电话，你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联系一下。我赶紧往百乐琴行打了电话，陆先生正在着急呢。他已经去了我的住所回来，估计我是走丢了，但又不知道走丢在何处。就问我：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说：我就在附近的警察局里。陆先生说：你赶紧别动，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就到。
过了不到五分钟，陆先生就到了警察局。实际上我只要再向前走一小段，过了天桥就到琴行了。我们向年轻的警员道谢，他还向我们敬了一个礼，说：“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想，台湾警察是不是也学习毛泽东思想啊？
我和陆先生回到琴行，好在尚未误事，警察局之行也算是在台湾一次有趣的经历吧。
在台湾的一个月，犹如给我上了一堂爱国主义课。看到祖国的山河如此秀丽，同胞们是这样的亲如手足，我要真诚地喊出自己的心声：
“祖国啊，我是多么地热爱您！海峡两岸啊，早日地统一吧！”
我相信，这也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所有炎*子孙的心声。
这次台湾之行，使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要说从小就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还只是一种观念上的灌输的话，那么走过了一半人生的历程之后，再谈“爱我中华”这个主题，心中自有一番热乎乎的情感。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我永远是炎*的子孙；不论活到哪一天，我都要为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以无愧于“中国人”这个值得骄傲的称号。
我第二次赴台是应台北市立国乐团的邀请，去担任一年一度的“台北市民族器乐协奏大赛”的评委工作。这项大赛是由台北市*府主办、台北市立国乐团承办的一项中国民族乐器演奏大赛，自年至2年总共举办了十届，依琵琶、二胡、竹笛的顺序轮流进行，堪称为目前中国民乐最具知名度及公正性的比赛之一。我参加评委工作的是年“第五届——二胡”的比赛，与我一起担任评委的还有：二胡演奏家肖白镛、作曲家关乃忠等。
我与中央音乐学院的两名选手：于红梅和马向华在5月18日到达台湾。经过几天的准备，正式的决赛于5月23日下午2点在时报广场表演厅如期进行。1点半，九名来自北京、上海、香港和台湾的年轻选手，和我们七位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全部各就各位。比赛采取评审与参赛者之间隔离评分的办法，在观众席的右侧搭起了一间小小的木板房。评委们进入木板房后分别面壁而坐，门口还坐着一个监赛人员，以监督评委们的评审纪律：不准发出声音、不准交头接耳、不准离开评审室……，反正除了自己规规矩矩打分外，什么都不准。在评委们面前的桌上，放着参赛曲目的乐谱、打分表、白纸和各种文具。评分按打百分和点数相结合，即评委除了给每位选手打出一个分数以外，还要按高低排序打出一个点数，最后以所得点数最少者获胜，点数相同者再以得分高者为胜。选手在评委们进入评审室后才开始抽签决定上场顺序，而且规定上场时走路不许出声，上场后不许对弦，不许咳嗽……，反正除了正式演奏的琴声以外，什么声音也不许有。就是这些严格的比赛规则，才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评判的公正性，也使这项赛事为音乐界所普遍认可。
本次比赛的指定曲目是由庐亮辉作曲的《贵妃情》和由关乃忠作曲的《第一二胡协奏曲》。这两首作品有着相当的难度，对每一位参赛者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比赛过程中，我作为一名评委，对选手们的演奏感到惊叹不已。在中场休息时，评委们十分感叹地说，其中有几位选手的演奏相当出色，几乎可以给满分。而在最后终场后，评委们又非常激动地说，下半场选手们的演奏更加精彩，甚至可以给满分加满分。
在比赛委员会算分期间，由评委们当着全场观众简单地点评选手们的演奏。我说：“首先要感谢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了这项高层次、高规格的中国民族器乐协奏大赛，尤其在一、二、三等奖大多为大陆选手获得时，还能将这项比赛继续下去，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且在比赛的规则上，制订得较为完善，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赛事的公正性，这一点是值得大陆音乐比赛的主办单位所学习的。从选手们的演奏中，可以看到二胡音乐的飞速发展；随着两岸艺术交流越来越频繁，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民乐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已经到了使评委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哪一位是内地选手，哪一位是台湾选手的程度了。要使台湾的民乐更上一层楼，我认为有必要加强学术和教学方面的探讨与交流，直接引进内地最先进的民乐教学体系与教材，这是一条收效最为显著的捷径。内地的民乐教育家们也非常愿意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成果奉献给亲爱的台湾同胞，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日益改善，但愿这种共同发展的愿望能早日实现。”（插图65）
一番话代表了大陆民乐教育家的心声，也博得了在场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二十分钟后主席宣布了比赛结果，中央音乐学院的两位选手马向华和于红梅分别获得了第一、第二名的好成绩。全场观众对获奖选手给予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以表示衷心的祝贺。比赛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没有发现任何表示不满的抗议行为。（插图66）
我和肖白镛老师自从年11月份在常州剧院分别后，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次在台湾相见，我们都非常高兴。我感谢他当年为我考学所给予的帮助，他说：这点小事，不值一提。
多年不见，大家都有了不少的变化。肖老师也早已移居海外，影响遍及东南亚。
肖老师除了是一位二胡大师外，还对“预测学”具有高深的造诣，这一点是中国民乐界所公认的。在评委休息室里，肖老师对我说：“其实我是很关心你的情况的，你有今天的发展，我也很高兴。刚才我给你相了一下面，发现你的面相非常好，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这一点不仅是我说，在比赛前不是有两个朋友来找我吗？其中有一位是台湾有名的相师，他一见你就问我，这人是谁？大有贵人之相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满足现状，现在不过才开了个头，你将来一定是位大人物，因此要不断努力。”
我知道肖老师是为了鼓励我才这么说的，但此番话却给了我一个希望、一种动力。我想，如果是因为自己不努力，到最后一事无成，不是辜负了上天的期望吗？因此，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肖老师的话是成功的希望、是奋斗的信心；在事业顺利的时候，它又是更高的目标、是努力的鞭策。有时候，一个人的成功就源于高人的一句话。
在0年“第八届台北市民族器乐协奏大赛——二胡”的比赛中，我的学生杨雪夺得了第一名的骄人战绩。就象我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时，刘逸安老师热泪盈眶地说：“我终于成功了！”是因为他的学生接过了他手中的接力棒，实现了他多年来向往考上音乐学院的夙愿。这次轮到我热泪盈眶地说：“我终于成功了！”是因为我的学生接过我手中的接力棒，实现了我多年来向往参加大赛夺第一的夙愿。（插图67）
作为一名教师，一生用于教学的有效时间实在太短。就说扬雪吧，她是我年正式调入民乐系任教后不久收的学生。当时她刚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四年级，程度也很浅，算是我手把手教大的；0年在台湾获奖时，她还是附中高三的学生，却已经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明星了；如今她已经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了。如果我现在收下一名附小四年级的学生，到退休都来不及把她教到大学毕业。由此我想到我刚毕业时，一位老教师对我说：你只要能教出一位成名的学生，就无愧为一个成功的教师。当时我觉得一位老师一辈子要教成百上千个学生，按十分之一出人才，总要教出几十位成名的学生吧。当我快成为老教师的时候，反倒不敢说这辈子一定能教出全国著名的演奏家了。
自从年我离开实验乐团，调到民乐系任教后，主要从事二胡主课的教学工作，平时演出和出访等任务就大大减少了。倒是近几年来，参加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演出，如：年9月20日在北京金帆音乐厅参加“庆祝中国二胡学会成立十六周年精英荟萃音乐会”；0年7月20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参加“王国潼教学四十周年师生二胡音乐会”；2年1月20日在南京紫金大戏院参加“江苏——二胡之乡大型音乐会”；4月6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参加“王国潼二胡音乐会”；10月11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音乐厅参加“庆祝中国二胡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二胡精英荟萃音乐会”等演出活动。3年还出访了马来西亚、德国、法国讲学和演出，上了台倒还觉得游刃有余，看来是“宝刀尚未老，砍柴仍可用”。（插图68）
有一本《跨世纪人才丛书》中收入了我的小传，人才不敢说，跨世纪倒是真的。能活过世纪交替的那一秒钟，我感到非常幸运，至少它赋予了人生的某种意义。尤其是1年6月份，院领导任命我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之职，使我肩上的担子重了不少。其实我更钟情于自己的二胡，甚至觉得让艺术家出任行*职务是某种浪费。但在领导的信任、老师们的期望之下，我绝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唯有努力向上才对得起肖白镛老师对我的鼓励啊！
本文是赵寒阳传记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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